种着500亩水稻、100亩玉米的郑桂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种粮大户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对于郑桂文来说，去年年景不算好，忙活一年，算了算最后只剩了四五万块钱。在老郑看来，种粮已经进入微利时代。“人工从40元涨到了现在的80元一天，种一季稻谷包括耙地、育秧、插秧、灌水、种子、农药、化肥、收割再到烘干的投入，加上地租成本超过1000元。风调雨顺时每亩能赚二三百块，天旱或虫害严重的年景也就能赚100多块。去年因为天旱产量不高加上价格低，玉米不仅没盈利还亏了本。”
和郑桂文一样，不少种粮大户面临着盈利艰难的处境，甚至是踩着盈亏平衡点在种地。在当前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背景下，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竞争力变得尤为紧迫，这也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倒逼因素和主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依托自主创新的高工效施药设备和低容量、超低容量施药技术，动员培育所服务的全国4000多个县级农药经销商、5万多个乡镇零售商建立打药队，并在水稻种植区探索打药队面向所服务农户，集成提供工厂化育插秧、机收、烘干等综合农事服务，为促进农业降本增效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决定种植效率的关键
为何我国大宗农产品在种植享受补贴、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不少的情况下，种粮还是难赚钱？对此，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国有着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中国农业高成本、低效率的成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因高企的房地产价格拉高的地租，二是农事作业服务专业化、社会化、全程化、跨域化程度低，三是农业投入品经营体系环节冗长、效率低下以致农资成本过高。”李卫国告诉记者，以前大家对种植规模超过1000亩的大户寄予厚望，近年来，随着棉花、玉米降价，土地流转大户亏本已经不再是新闻。这也说明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不一定就能有效降低农业成本，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李卫国曾专门做过一个调研，他发现，一个种植规模1000亩的大户，相当于一个年营业额不到200万元的小微企业。在缺乏社会化服务的情况下，大户要自行运营诸多环节，管理上有极大的难度，这就导致大户所种的地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管护，产量会低于散户。而且，大户需要自行购置全程化机械，投资大，使用季节短，农机使用效率又难以发挥，需要负担昂贵的农机折旧成本、投资成本及管护成本。此外，高企的土地租金，再加上现有的种子、肥料、农药、农机等农业投入品经营体系环节冗长，效率低下，导致大户赚钱艰难。
对于种植散户来说，在缺乏社会化服务的情况下，由于土地规模小，不值得也无力购买昂贵的农机，只能靠人力辛苦作业。在劳动力价格日益走高的趋势下，种地对有打工机会的散户就更加缺乏吸引力。
李卫国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才是决定种植效率的症结所在。相比于南方水稻种植区的双改单、撂荒等现象，北方小麦—玉米区土地少有撂荒，就是因为北方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较高，整地、播种、收获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也正基于此，广西田园从培育专业化、全程化的综合农事服务体系和缩短农资供应环节两方面入手，试图打开农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通道。
高工效药械助力农资经销商转型植保服务商
卖了多年农资的四川绵阳县经销商陈天宇，从去年开始，在20多个乡镇组建起了打药队，目前作业面积超过6万亩。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广西田园提供的高工效施药设备功不可没。
“老百姓自己背喷雾器打药1亩地要两桶水，需要近半个小时，我们用低容量喷雾技术的‘大黄蜂’喷雾器打药，一桶药液13分钟就能打3亩地，1个人能顶6个。”陈天宇告诉记者，“我们用药更精准，可以比农户少打一次药，用药量能减少三分之一。农户自己买药一亩地就要25元，我们连药带打一亩地只要23元，所以今年好多农户都主动来找我们。”
不少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都面临着施药设备投入大、机手难找、盈利难等问题，但陈天宇没有这些担忧。广西田园提供类型多样的高工效施药设备，可买也可以租。以“大黄蜂”为例，1年只需要400元钱租金。他们请村里种植能手兼作打药队员，为周围乡亲提供打药服务。
“两季作物轮作要打七八遍药，一个人1年轻轻松松打1000亩次的地，夫妻两个人光打药的收入就抵得上种地了！”陈天宇告诉记者，今年他在这块儿的收入至少超过10万元。
2015年起，广西田园大力动员合作的经销商转型为植保服务商。“农药渠道商转型为植保服务商以后，将农药流通环节压缩一层，加上作业服务带来的收入，盈利空间可提升40%~60%，这就为降低农药价格、让利种植业者打开了空间。在‘农药企业—打药队—农户’的新模式下，农药产业链实现向农户降价30%成为可能。”李卫国分析说，专业化植保服务商可以实现病虫害防治的专业化，避免农药滥用。同时，他们还会主动控制用药量，节约成本，避免现有体制下零售商为牟利开大药方给农户导致的农药过量使用，可形成农药减量的治本机制。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给专业化植保组织提供的设备上安装了可以自动记录用药种类和施药位置、轨迹的信息化实时回传监控系统，能及时有效提供作业农田的用药数据，解决农产品用药记录追溯问题。
专业植保组织要成功运行，必须要有高工效的施药技术和设备作支撑。为此，广西田园重点开发了低容量和超低容量施药技术，可以把用水量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到百分之一。除了植保无人机，他们还开发投产了多款单人日作业能力50~80亩的低容量背负式喷雾器，价格低廉，灵活机动，适合一些专业植保组织成立初期资金实力弱、业务规模小的情况。
去年，广西田园已扶持建立700多支打药队，投放100多架无人机和3000多台新型低容量背负式喷雾器，完成作业100多万亩。而扶建打药队，只是广西田园转型布局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培育延伸育插秧、烘干、收割等作物全程社会化服务。
综合农事服务为农业生产节本增效
包地种粮这些年，郑桂文攒了不少农机家底：10多台拖拉机、2台插秧机、3台收割机、1台烘干机，前后投入100多万元，占了郑桂文生产成本的大头。以往这些农机除了他自己种的五六百亩地用，还会给周边的乡亲提供农机服务，但作业亩数有限，设备利用率不高。
今年有所不同，郑桂文和广西田园、聚丰米业合作，带着两台插秧机和31万现金入股综合农事服务联盟项目，用于提供水稻工厂化育秧、插秧、施肥、打药、烘干等服务。两台插秧机不光在当地服务，还能打个时间差调运到桂林等地作业，1台插秧机一季至少多干600亩，光这一项，老郑就能多挣1万块钱。
老郑同时还是这个项目的客户和员工。他的稻田购买育秧插秧服务，可以享受每亩60元的补贴，稻谷烘干也比市场价便宜20%。他带着工人进行插秧作业，每亩可以有40元收入，最后根据利润和入股比例还可以分红。保守估计，老郑里外里可以节本增收3万元。
老郑心里还有一本账：“以前自己浸种育秧得四处雇人，还要紧盯天气和秧苗，担心又操心。自己的烘干机只够烘10亩田的稻谷，还得雇十个八个人晾晒，碰到下雨根本来不及收，稻谷着了雨影响质量，价格一压下来就得少卖几万块，那就亏大了。”所以，参与这样的综合农事服务联盟，让老郑省心又多赚，真正得实惠。
同乡的另一个种粮大户吴贞文也和郑桂文一样入了股。他把打药也交给了广西田园，带药加飞防服务每亩135元，比市场价便宜了近30元，打药质量也有保障。算上育秧插秧、烘干这块节省的成本，每亩地一季可以为吴贞文减少成本近100元。
除了广西宾阳，在安徽铜陵、江西上高、湖南怀化等地，广西田园正在探索为农户提供包括育插秧、施肥、打药、收割、烘干在内的全程农事综合服务。“如果只从事植保服务，作业季节短，打药队员赋闲时间长，人员工资压力大，这也是专业化统防统治难盈利的一大原因。所以，集成更多服务项目，把人员、设备更多地利用起来，才能摊低成本，提升生存竞争能力。”李卫国分析说，以广西的水稻为例，每亩每年提供全程产品及服务可以创造营业额800元。一个水稻区的综合农事服务商如承揽1万亩土地，一年可实现800万元的营业额。
广西田园构建的“农博士农事服务联盟”，本意就是要打造一个农机设备租赁与跨区域调配、配套农资及使用技术推广的平台，提高设备使用率，为打药队拓展综合农事服务业务提供支持。以工厂化育秧设备为例，之所以难以推广，就是因为设备成本太高，服务2000亩大田的一个育秧工厂，整套设备要投资60万元，每年使用一次，仅折旧费和财务费用就需要分摊18万元；而育秧工厂现在可以从联盟仅以每次9万元的价格租赁使用，“农博士农事服务联盟”通过跨区域调度，利用不同地区的作业季节差，可使育秧设备一年在国内周转四次，收益率自然大大提高。
“实践也印证了，全程化、社会化农事服务体系可以提供专业化高效率的农事作业服务，大幅降低劳动成本、设备折旧和财务成本。同时，一个多能的农机手在不同季节从事不同作业，可有效降低单项作业的人力成本分摊，降低农业的人力成本。”李卫国认为。
“催生、培育农业服务专业化组织应放到与推动土地规模化同等重要的位置。”李卫国建议，专业化、高效率的农事服务可以大幅降低农业劳动投入的成本和管理难度，降低作业收费标准30%~40%以上。同时以服务为载体，将农资销售模式压缩为“厂家—综合农事服务商”，可降低农资价格30%~40%。这使得种植大户种地管理变得简单而低成本，而那些既不愿意流转土地、又因打工没时间耕种的散户可将农作物的耕种收管全程托管给农事服务组织，既增加收入，也减少土地撂荒。
对此，李卫国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智能手机集成了过去手机、呼机、商务通、MP3、傻瓜相机、导航仪、计算器、手表等众多工具的功能，从而为消费者节省了大量成本。综合农事服务业的发展和普及也将为农户集成农药、种子、肥料、耕作、收割等农业投入的功能，同样将大大节约农业成本，提升中国农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