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做好“三农”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特殊重要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提成色”和“稳底盘”上。“提成色”，就是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这一现实，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把农村的短板和弱项补上，提高全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成色和含金量。“稳底盘”，就是针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严峻挑战，继续发挥“三农”的压舱石作用，稳住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供给，稳住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市场增长势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在“三农”，而“三农”的最大短板在脱贫攻坚。甚至可以认为，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进程中，绝对贫困现象的存在，是我国面临的最短的短板。现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进展，2019年底全国仅剩下551万农村贫困人口。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清零，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政策、资金、工作力度，消除剩下的“存量”贫困；另一方面要建立机制、搞好监测，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帮扶，防止出现“增量”贫困。

为消除“存量”贫困，需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最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各地都要做好“扫尾”工作，全国而言“扫尾”的重点在“三区三州”。要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督战，对还未脱贫出列的贫困村、贫困户逐一加大帮扶力度，对标“两不愁三保障”，缺什么补什么。对任务较重的贫困村，要充实驻村工作队力量。国家的扶贫增量资金应全部投向“三区三州”，各地的扶贫增量资金也应集中投向本地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

为防止“增量”贫困需要采取多方面举措。第一，要提高产业扶贫质量。产业扶贫是覆盖面最广、受众最多的扶贫举措，也是最根本的扶贫举措。脱贫成果能否稳得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扶贫项目能否持续经营下去。进入脱贫攻坚期以来，各地在产业扶贫方面采取了一些超常规举措，这些“吃偏饭”的产业扶贫项目不能长期靠消费扶贫勉强撑着，必须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为此要加强扶贫企业的内部治理、完善联贫带贫机制，提高扶贫产业合作社和农户的经营水平，把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放在核心位置。第二，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力度。脱贫攻坚期内，全国易地搬迁累计将达1000万人，相当于7个三峡水库移民规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移民工程。要想搬得出、稳得住，关键在于能致富。必须加快安置区附近配套产业园区的建设，为搬迁户提供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做好职业技能培训、用工需求信息服务等工作，多渠道开辟就业渠道。第三，要加强监测和精准救助。河北邯郸的经验表明，利用新农合报销、学校缴费、交通事故处理、保险理赔等大数据，可以及时识别出因病、因学、因灾等高返贫概率人群，对其中的非贫低收入户、非高标准脱贫户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防止已脱贫的人口返贫和新发生贫困。类似这样的机制化解决方案，值得总结推广。

除脱贫攻坚外，还要尽快补上农村公路和电网等公共基础设施、供水保障、人居环境、教育质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短板。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站在城市看农村的短板，而是要站在老乡的角度看农村的短板，把老乡最关心、最期盼改善的生产生活问题作为补短板的优先事项，把老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补短板工作好坏的最高准绳。各地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最需要补的短板千差万别，不能全国一盘棋、一刀切、齐步走。农村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农民生活习惯的改变要有历史耐心，不能把城里人的主观意志强加到老乡身上。现在要补的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标的短板，而不是与现代化目标对标的短板，不能跨越发展阶段盲目攀比、揠苗助长。

我国经济之所以回旋余地大、具有较强韧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农村可以发挥稳定器作用。农业的稳定发展，可以为稳物价、惠民生提供物质基础。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可以为稳消费、扩内需提供购买力支撑。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稳住国民经济这辆大车，必须稳住农业农村这个“底盘”。

稳农业，要突出粮食和生猪。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要站稳这个台阶迫切需要注入新的动能。从种粮农民来看，要保持其种粮积极性，必须使其获得基本收益。为此，要推进统防统治、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生产性服务业，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便利度；调整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合理确定收购量、确保“黄箱”支持量不超标的前提下，稳定甚至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提高风险损失补偿力度；促进种植结构调整，发展有市场需求的优质粮食生产，通过产销对接、品牌推广等途径实现优质优价。从主产区来看，要保持其抓粮积极性，必须使其获得足够利益激励。为此，要用好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制度，提高粮食在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中的权重，缓解其财力紧张局面；用好新增耕地指标调剂制度，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发挥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激励效应，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农产品加工用地指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至于生猪，要在恢复产能中优化产能，注重发展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养殖，注重与环境容量相适应；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市场价格高位运行、已释放出补栏增养强烈信号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应主要放在加强防疫体系建设、促进养猪科技进步等方面，不宜层层下达头数指标，避免新周期到来后的卖猪难。

促增收，要多措并举。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需要年均增长7.2%。2011-2019年的9年间已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提前实现翻番目标。但要看到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农民务工人数和工资水平的增速都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农业站上新台阶后增速也趋于下行，保持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跑赢城镇居民收入和GDP增速的局面殊为不易。应从挖掘农业生产、加工、物流、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价值，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中拓展农民增收空间。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合作社为平台，向二三产业延伸，提高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程度，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的必由之路，是提高农民就业充分程度、更多地分享增值比例的必由之路。在乡村发展二三产业，不能照搬城市二三产业的做法，也不能简单复制过去发展乡镇企业的做法，必须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挥乡村人文、生态等特色资源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破解人才短缺这个最大瓶颈制约，在培养乡土人才的同时，引进懂技术、会经营、有情怀的各类人才入乡创新创业。促进乡村二三产业项目落地，必须为其提供可落之地，这就需要针对乡村二三产业地域分散、多产业融合等特征，加大点状供地、混合用地等土地管理制度创新。此外，要继续促进农民工人数和工资水平双提高，发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支撑作用。特别是要采取措施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利影响，把疫情对农民增收的影响降到最低。一方面，各地要立足当前，尽快把精力转到抓经济发展上来，尽快从“封”转向“通”，恢复道路交通；尽快从“宅”转向“动”，在落实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该复工的尽快复工，该外出务工的有序外出务工。另一方面，各地也要着眼长远，清醒认识到疫情对我国部分产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产业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加强和改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尽快适应这些产业的业态变化对职业技能的新要求。（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